土地问题，历朝历代都是国之根本。
对于在座的阁部大员来说，也与其个人或者家族利益息息相关，因为直到现在，大明的阁部重臣大多数仍旧是北方人。
首辅张慎言是山西泽州人。
次辅孟兆祥是山西泽州人。
四辅刘理顺是河南杞县人。
六个尚书有五个是北方人。
十二个侍郎有十一个北方人。
朝廷如何处理北方数省的土地，将会直接影响到在座的这些重臣及家族的利益。
按照常理，北方数省光复之后，该是谁家的土地就仍是谁家的，这没什么说的，毕竟这都是他们祖上辛苦积攒下来的家业。
可麻烦就麻烦在，北方数省曾经先后沦陷于流贼以及建奴之手。
而他们的家族也曾经先事流贼，再事建奴，这下事情就复杂了。
这就好比一个女子被贼人玷污，虽然情非得已，但是贞节确实已经没有了。
因此大明朝廷若真的严肃追究，不光他们的家族逃脱不了干系，便是他们个人也会跟着吃挂落，所以这事很敏感，很复杂。
所以之前崇祯没有提，就没有一个人敢提。
但是该来的终究会来，躲肯定是躲不过的。
车厢里一下变得寂静，只有钢轮碾过钢轨时的喀嗒声清晰可闻。
给了官员们几秒缓冲，崇祯又道：“前段时间内务府监察科一直在调查北方数省的缙绅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事，诸位想必是知道的。”
张慎言身为首辅，觉得这时候不能再沉默：“圣上是想兴大狱吗？”
张慎言倒是没有私心，他只是单纯的不希望崇祯大动干戈兴大狱，因为北方数省好不容易才光复，现在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而不是秋后算账寻缙绅的麻烦。
因为张慎言觉得，得罪了北方数省的缙绅，会动摇大明在北方的统治根基。
“兴大狱？”崇祯道，“阁老为何会如此说？调查北方数省缙绅之通敌难道不应该？做了错事却不必受惩罚，此于理不合，于法不容吧？”
张慎言无言以对，因为崇祯说的没毛病，犯了错就必须受到惩罚。
孟兆祥却起身说：“敢问圣上，何谓通敌？沦于流贼或建奴铁蹄之下也算是通敌吗？若如此，国朝弃北方数省之土地百姓，亦为弃地。”
这话一出，在座的阁部大员的脸色顿时就变了。
弃地这个罪名可就大了，要知道崇祯十七年前，崇祯可是因为弃地之罪杀了不少的朝廷重臣，甚至还杀了两个首辅。
薛国观和周延儒的诸多罪名之中，就有弃地罪。
另一个时空，崇祯也是不敢承担弃地这个罪名，因而迟迟无法下定决心迁都到南京，结果白白错失良机，致使亡国。
孟兆祥算是把这块遮羞布给揭掉。
你真想论罪，那就大伙一块论罪。
不能只论北方缙绅的罪，却不论皇帝的罪。
崇祯也有些意外，赴难九卿这么快就要跟他反目了吗？
果然，世界上就没有永恒的盟友，而只有永远的利益。
孟兆祥、吴麟征、刘理顺他们忠的是大明，而非他崇祯。
崇祯却也不生气，只是笑着反问：“孟阁老是说，朕弃地，其罪当诛？”
“非也，老臣绝无此意。”孟兆祥断然说道，“臣只是想说，凡事不可以一概论之，以国家层面而言，大明之国祚大于天，当大明之国祚与国法相突冲，当以国祚为重，若弃地能延续大明国祚，纵然弃地可乎？可！”
这声可，孟兆祥说得斩钉截铁。
顿了顿，孟兆祥又说道：“由是，大明朝廷为了国祚之延续可以弃地，北方数省之缙绅百姓为了血脉传承亦可以与流贼或建奴虚予委蛇，国朝弃之在先，就不该责之于后，毕竟山河倾覆之时，区区一个百姓、一个家族能有何为？”
孟兆祥所说的这个逻辑，崇祯当然是认可的，汪精卫是该死，吴三桂同样该死，但是沦陷区的百姓是无辜的，辽西的辽民也是同样无辜，你不能因为辽民给流贼建奴纳粮，不能因为沦陷区百姓给鬼子缴过税，就安一个通敌罪名。
当然了，崇祯本来也没打算清算北方的百姓。
崇祯真正想要清算的是北方数省的缙绅豪族。
崇祯原本的打算是，光复北方数省后紧接着就清算缙绅豪族，褫夺他们的土地，再将土地分给失地贫民及流民，北方的局面也就稳住了。
缙绅豪族毕竟人少，只要赢得多数贫民的支持即可。
但是现在出现了两个意想不到的情况，把崇祯的计划给打乱。
第一个是北方数省的人口锐减，贫民流民大量跑到江南做工，贫民流民跑掉后，留在当地的豪族就成了多数派，这些豪族又依附于缙绅。
就是说，崇祯已经没法借助贫民来斗倒缙绅。
第二个意想不到就是江南工商业的发展远远超出崇祯的预期。
刚开始，崇祯之所以盯上北方数省的土地，是为了扩大财源，即便按五两一亩，北方数省的耕地也至少可以卖15亿的天价。
可现在，随着江南工商业的发展，大明朝廷已经不再缺钱了。
噢不对，大明朝廷仍旧是缺钱的，但是内务府已经不再缺钱。
所以崇祯已经没有像崇祯十七年时那样急切的想要卖地筹钱。
基于以上两点，崇祯也换了思路，觉得将原属于北方缙绅豪族的土地还给他们，也不是不行，这么做至少可以给山西、陕西两省的缙绅豪族吃颗定心丸，将来从伪顺手中光复山陕两省时也会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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