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昺明明知道当前自己应该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先将最主要的敌人干掉。但是如今的状况让他十分尴尬，自己就像‘光头’一样顶着元首的帽子，那就成了国无二主，天无二日的形势，即便不能前去征剿，也绝不会对其提供援助，否则就视同其为一国之主。
其实赵昺内心中视陈吊眼为平等的主权国家，联合其抗元也未尝不可，毕竟人家占据的地盘是被你自己弄丢的，而非从你手里拿去的，人家能抢过去是其的本事。而你仍然腆着脸去跟人家说，那地盘本是我的，还是还给我吧！那你不是傻子也会被人当成疯子。
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招抚，让其接受自己的敕封变成大宋的臣属。不过赵昺觉得成功的可能性不大，除非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时刻，迫不得已才会归顺朝廷，寻找一个安身之地。不过以其曾称王闹独立的前科，能保全性命就不错了，而想要在朝中谋个好差事几乎不可能，因而存在愤而出走却是有着极大的可能。
赵昺这么想也是有根据的：一则陈吊眼对宋廷并无好感，也非大宋顺民，其自十五岁起，便每年农闲均随父远出闽赣山区贩盐为生。十七岁时，其父因率众抗粮，击杀衙役而外出逃亡。从此他们兄妹二人只能相依为命，在宋廷高租重税的盘剥下过活；二则陈吊眼曾两次率义勇勤王，但是最终都是被朝廷当做弃子，用完了也就扔了，连个说法也没给，谁不有气啊！
所以赵昺以为没有信任的合作本身就十分薄弱，而又在人家鼎盛时期前去寻求合作，那么自己只能签订一份不平等条约，甚至像太祖似的将华山输给了陈抟老祖，弄得国中多了块飞地。想起来心里就膈应，却又无法反悔，到头来成全人家的名声，自己却被当成笑柄。另外赵昺一直希望能在沦陷区建立根据地，一方面可以牵制敌军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二者为日后的决战打下基础。按说陈吊眼有兵、有地盘，又有群众基础是个绝佳的选择。
可天不遂人愿，陈吊眼非要另起炉灶，让自己瞅着块肥肉吃不到，着急上火不说，还只能生闷气。而让赵昺最为担心的是一旦其在围剿下接受了元廷的招安，那样自己不但无法得到助力，反而会多一个敌人，不得不与其刀兵相见，且打起来以后自己不但会耗费巨大的物力人力，还会与闽地的畲族接下死仇，对以后的行动造成诸多的困难。
在赵昺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的时候，郑虎臣提出以潜伏在陈吊眼军中的探子，或是利用事务局的行动队将其暗杀，这样干净利索就将麻烦解决了。而赵昺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起码现在没有必要，因为他虽然不知道历史上的陈吊眼是什么结局，可他知道其根本难成气候。
这当然不是赵昺的直觉，而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自秦朝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清末的太平天国为止，爆发的起义只怕难以计数，可鲜有成功的例子，能当上皇帝的概率极其低下。而农民无法成为领袖，是有其必然性的。古时农民长年在田间耕作，没有文化，既无法意识到造成自身厄运的原因，也没有能力提出恰当的政治纲领。生活经历单一的农民更没有相应的组织能力，来领导一支起义军。
再有在我们的印象中，“农民起义”目的肯定是要为农民谋利益，要“均田免粮”的。但事实上，大多数人起事之初，所要谋求的都是个人富贵。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动员戍卒造反时，说了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说明他们鼓动驿卒造反的承诺并非分田地，而是功名富贵。戍卒们非但没有反抗地主阶级的意思，反而愿意追随陈胜、吴广打出的“公子扶苏、项燕”的旗号。
唐朝晚期的黄巢、王仙芝都是大盐商，因走私贩盐而暴富。他们造反显然不是为生活所迫，也没有帮农民反抗地主的意思。王仙芝、黄巢在造反途中曾多次向唐朝政府请降，黄巢曾上书请求封他为广州节度使，但唐廷只同意给他一个四品小官，结果当然是没能谈妥。
这些“起义”领袖在成声势后，虽然往往打出“均贫富”之类的旗号来招揽人心，但在他们自己来说，目的再单纯不过，那就是推翻旧王朝，建立以自己集团为核心的新政权。群雄逐鹿为的是问鼎中原，而不是什么农民利益。陈吊眼同样没有跳出这个怪圈，刚刚打下几座州县，聚拢了些人马就急于改元称王，却不是打牢自己的根基，做长远的规划。
此外就是所谓的基础，细分之下就是经济和人力资源。在中国古代百姓造反往往都是偶发事件引发的，灾害饥荒占据了大比例，而中国疆域广大灾难往往只能发生在一隅之地。且饥荒有其自然限制，一两年后，情形即变。因一时一地的变乱而激动变乱，要想乘机扩大延长，势必采用一种流动的恐怖政策。
“起义军”到一个地方要补充兵员，自然会想办法让当地人从军造反。裹胁良民，使他们无家可安，无产可依，只有追随着变乱的势力，这便是所谓‘流寇’。这种变乱，骚扰区域愈大，虐杀愈烈，则裹胁愈多。且他们不事生产，为了解决军饷只能靠不断的掠夺，就如同蝗虫一般吃光这片庄稼，就飞向另一片庄稼地，以致迅速蔓延，对经过的区域造成极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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